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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人在开始为自己的生活和活动的合理性进行辩解时,必须要认清两个问题。第一是他所做的工作是否值得做;第二则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一工作,而并不在乎其价值。第一个问题常常很难且答案让人失望。而大多数人会觉得回答第二个问题却是十分容易的。如果这些人是诚实的话,他们通常会采取两种形式中的一种。第二种形式仅仅是第一种形式的更简略的变形。而第一种形式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惟一形式。

 

我之所以做我的事,因为这事是,而且是惟一的一件我完全可以做好的事。我是个律师,或者是一个股票经纪人,或者是一个职业板球手,这都是因为我对这一特别的工作有些真正的才能。我做律师,是因为我伶牙俐齿,而且对法律之微妙感兴趣;我做股票经纪人,是因为我对股市行情的判断迅速而准确;我做职业板球手,是因为我挥拍非同一般地好。有人说,我做个诗人或数学家也许更好,但不幸的是,我并没有才能做这样的工作。

 

我并不认为大多数人能够做出上述那样的辩解,因为多数人什么工作也做不好。可是只要这种辩解说得振振有词,它就很难反驳,事实上只有少数人能进行这样的辩解:也许只有5%或 10%的人可做得不错。而只有极少数人可做得真正好。而能做好两件事的人只有寥寥无几的了。假如一个人有真正的才能,他就应该乐于牺牲几乎所有的一切,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。

 

约翰逊(Johnson)博士赞成这一观点,他说:当我告诉他,我看过约翰逊(与他同名的人)骑在三匹马上,他说:“先生,这样的人应得到鼓励,因为他的表演显示了人类的能力限度……”

 

同样地,他会赞扬登山者,海  泅渡者,闭目下棋者。至于我的?法,我也是将这些能力统统视为非常不一般的成绩。我甚至还称道魔术家和口技者;当阿廖欣(Alekhine)和布拉德曼 (Bradman)在决定破记录时,假如他们失败了,我会极为失望的。在这种情况下,约翰逊博士同我与公众的感觉是一样的。正像W·J·特纳(Turner)曾说过的一句实话那样:只有那些自以为“博学”的人(令人产生不悦之感之称谓),才不去赞扬“真正的名家”。

 

当然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以上两种工作之间价值上的不同。我宁愿做一个小说家或画家,而不愿成为政治家或诸如此类的人物。事实上,尽管有很多成名之路,但我们大部分人会因其甚为有害而宁可拒绝走这样的路。但是这种价值的不同,很少会改变一个人的择业范围,因为这种职业的选择是受着人们生就的能力限度的制约的。诗集比板球更有价值,但假如布拉德曼放弃板球去写二流小诗(我想,他不大可能会写得更好)的话,他一定是个傻瓜。假如他的板球打得并不那么超众,而诗歌却还写得好些,那么对他来说选择就更加困难了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成为特朗普尔(Trumper)①还是布鲁克(Brooke)②。值得庆幸的是像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很少出现。

 

我还想补充说一点,他们特别不可能指望自己成为数学家。人们常常过分夸大数学家与其他人的思维过程的不同。但不容否认的是,对一个数学家来说,他的天赋是他诸多特殊才能中的一方面。数学家们作为一个阶层,并不因一般的能力和多才多艺 而格外超群出众。假如一个人成为任何意义上的真正的数学家,那么,可以说他的数学百分之九十九会比他能做的任何其他事都好得多。而假如他为了做其他领域的普通工作,而放弃了任何一次发挥自己才能的适宜的机会,那么他就是愚蠢的。这样的牺牲,只有在经济需要或年龄条件变化的情况下才是情有可原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