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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数学史家的成功之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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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数学史家不少人不理解甚至误解,然而曲安京教授的成功之路对“数学史家”给予了圆满的诠释。曲安京教授1980年考取西北大学数学专业,1986年考取西北大学数学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,开始了数学史和天文学史的研究,此后分别到世界著名学府哈佛大学、剑桥大学等做访问学者。他始终保持着对“未知数”的好奇之心,追求着自己的梦想,于2012年成为科学史方向第一位“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”。

曲安京教授现为西北大学数学学院院长,博士生导师,2010年当选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,现任(中国)全国数学史学会理事长,国际数学史学会执委会委员,国际HPM学会(数学史与数学教育学会)指导委员会委员。

对数学史家来说,破解一些被岁月尘封的历史之谜,就是满足其最大好奇心。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,这就是数学史家的研究目的。这也许就是一个数学史家的追求。对于曲安京教授的成功,我们怀着一种敬仰和崇拜之心。西北大学学报副编审陈镱文为了满足我们的要求,特意采访了曲安京教授。现把采访记录摘录如下,以飨读者。

陈镱文(陈):曲老师,您好。作为学生,我们知道您一直从事科技史研究,并于2010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,请问您是如何走入这个研究领域的?

曲安京(曲):准确来讲是搞数学史的。我是80年上大学的,84年最后一段时间参加了李继闵老师的数学史选修课。这个课上完以后,因为要做毕业论文,就跟着他做了个数学史的题目。当时他好像是希望我能留下来,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在西大留下来,我就分配到别的学校去了。后来紧接着他就可以招研究生,他就动员我来考他的研究生。85年的时候还不能考,因为那一年分到那个新的单位不允许第一年就走,所以我就等了一年。86年的时候考他的研究生。考上以后就跟着他做了数学史方向的研究生,然后就开始慢慢做这件事情。

其实好像也有点稀里糊涂,不是特别地了解这个行当是怎么回事情。我实际上是希望做现代数学史的。进来以后,因为李老师是搞古代数学史的,当时他在做数学系主任,忙的一塌糊涂,根本没有时间招呼我。所以基本上前两年,我觉得他就给我一些书,然后就去看看书,让我看看有没有感觉。我们那时候研究生特别少,我记得我们那一级硕士生大概全年级也就10个人。他手下就我一个研究生,我就跟着他在他家上课,上了一两年时间。到了后来,他从数学系主任位置上辞下来以后,稍微有点时间跟我一块儿来讨论一些问题,然后慢慢地就稍微有点进入状态。

但是在很长时间,也搞不清楚数学史在做些什么。因为最重要的原因在这儿,就是他做的非常好。他做九章算术,做古代数学这套东西做的非常好,所以我每次看完他的文章以后呢,就无语了,就觉得他把要说的话,或者要做的事情都做完了,那我还做这些事情干什么,就觉得没有意思了。所以很长时间转不过来这个向。大概前两年都没有太认真去做这件事。

陈:您何时开始对数学史专业研究有感觉的呢?

曲:转机是这样一个事情,到了87年的时候,李老师可能觉得我始终进不了状态,后来就跟北师大的白尚恕先生(说了)。那时候中国高校的数学史界有四个比较厉害的老先生,北师大的白尚恕,杭州大学的沈康身,内蒙师大的李迪,还有西大的李继闵。因为北师大有天文系,白先生就在天文系请了杜升云老师,在北师大给他的学生讲天文学史。李老师说,你去学学天文学史吧,因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和数学是挨在一起的,你去搞搞天文学吧。然后,87年的冬天,我到了北师大,听了三个月的天文学史课。后来这十几年过去以后呢,白先生那儿所有学生,这个课都废掉了。他们都没再做天文学史的东西,大概就是我一个人在做天文学史的事情。

陈:您的本科是基础数学专业,硕士学位为什么要选择上李继闵老师的数学史方向,您可以选择应用数学或其他数学专业学习?

曲:对,当时实际上是这样子的,其实我大学时候没有好好学,(笑),大学期间对数学没有太多的兴趣了,而且那个时候说实在的也不是个好学生,虽然我确实是考分挺高的。我大学毕业以后工作两年,觉得肯定是要考研究生的,但是好像也没有觉得非要考哪个研究生。只是说,李老师给我写信,他让我去他家。他说:“我现在可以招研究生了,你来考我的研究生吧。”我觉得就是机缘巧合。如果说李老师当时没有在我大四的时候开过中国数学史的选修课,我想我不会选这个专业的。如果说,我大学毕业以后他没有给我写信,我估计我也不太会选择这个方向,那可能选别的了,有可能做数学了。如果没有这么两件特殊的事情,我估计就没有我现在这个数学史的事情。

陈:1987年您在北京师范大学进修三个月天文学,这对您之后从事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研究起到了怎样的作用?

曲:那个影响是比较大的。中国古代叫做天算不分家。在中国古代,你很难说有纯粹的数学家,或纯粹的天文学家,因为它都是放在一起的,都是大学问。现代科学就分的很清楚了。如果我没有在北师大去读三个月天文学的话,要想进入天文学这个行当还是比较麻烦的。我是从数学出身的人,我现在对它稍微有点了解,是在北师大这三个月使得我破除迷信了,破除对另外一个行当的恐惧感、陌生感,对吧。你敢进入另外一个行当,你首先要去接触一下它。这三个月对我来讲,还是比较重要。

我做硕士论文的时候,比如说上元积年计算,或者中国天文学常数系统这件事情,这和天文学更深刻的东西接触不太大。但现在整个把数理天文学这套全部搞清楚,要是没有那三个月的积累,可能是有问题。数学史的很多同事,对天文学史也很有兴趣,但都不太敢进入这个行当。首先是把那些概念搞清楚,花的功夫太多,成本太高吧。所以,那三个月还是挺好,我还是非常感谢白先生。实际上他花了很多精力,给我做了一件事情,我觉得还是挺好的。

陈:这三个月的学习您觉得艰苦吗?

曲:不艰苦,我觉得很快乐,因为年轻嘛。我觉得那是很好玩的事情,也有新鲜感,就是对那个学习有新鲜感。杜升云老师,当时还有薄树人老师,这两位都是非常好的老师。薄先生已经去世了,薄先生是个非常好的天文学史家。薄先生当时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了,八十年代的博士生导师非常少,他的地位是很高的。杜先生是北师大的天文学教授,人非常好,我现在和杜先生还有联络。他们让我觉得很愉快,而且和北师大那几个朋友关系也挺好的(笑)。他们本科比我小一级,研究生又比我高一级,甘向阳啊,胡明杰啊。还有已经留校的刘洁民。我们相处的挺好的。当时白先生手下还有个留学生,日本的城地茂。

陈:2002年您参加了国际数学家大会,并被邀请做45分钟的特邀报告,它在数学界是个很高的荣誉,作为一个中国的数学史家,您为什么被邀请去做一个45分钟报告?这个报告的内容是什么?

曲:这个事情还是比较重要的。国际数学家大会每四年一届,国际数学界最高的一个会议了。这个会议日程上会邀请做两类报告。当然最高规格报告叫1小时大会报告,下面分了很多小组,叫做45分钟邀请报告。所有的数学家如果能够被邀请做45分钟以上的报告,都是一个荣誉。我举一个例子啊,像很多菲尔兹奖获得者他们写简历,如果被邀请做45分钟报告,他们都会把这个写上去的。就是说,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荣誉,确实很重要的荣誉。

每届国际数学家大会都有一个数学史单元,每次会在全世界范围中选择三个数学史家做邀请报告。我是第二个被邀请的中国人。第一个是吴文俊先生。之前,吴先生作为数学家,有几次被邀请做45分钟报告,但未能成行。1986年,吴先生是作为数学史家做45分钟邀请报告的。

我的报告内容是和吴先生有点关系,报告题目是数学史研究的第三条道路。2001年,我接到邀请报告的邀请函。这个时间刚好我在日本访问,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思考。我就觉得需要选一个比较好的题目去做,当然可以选一个比较具体的事情,比如说数理天文学的题目,但是后来选择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题目。

其实我是想宣扬一个东西。我想说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,我觉得中国数学史的研究经历了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,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在世界数学史的研究领域上,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

最早的中国数学史研究,是遵从纯粹历史学的研究范式。那时做数学史的研究,你拿一篇数学史的文章出来,审稿人一看,他首先问的一句话就是,你发现了什么新东西吗?你说没有,那就拒绝了。当然,发现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,就是要从这个古代的书里面去发现新鲜的东西出来。在这个研究范式指导之下确实取得了很多的成果。把中国古代的这些数学史的内容都翻了一遍,翻的很清楚。但是有一个麻烦,当然也可以说是重要的事,就是大家特别强调世界第一。解放初期,在爱国主义的传统之下,这种方法很受重视,大家也都很在意这件事情。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候,按照这种方法再去做数学史研究,就很困难了。古书就那么多,你翻上几遍以后,就发现不出新的东西来了。这个问题就比较大。

我认为在70年代,这个研究范式出现一次转换。而引导这次转换的人物就是吴文俊先生。吴先生说,数学史研究,发现当然是很重要的,这是一种纯粹历史研究法,但是,发现中国古代有什么,还不够,更重要的是,我们希望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。当时吴先生提出的一个研究方法论,叫古证复原。

我觉得这是一次研究范式的转换。第一个研究范式,是李俨钱宝琮的研究范式,即李钱范式,我把它命名为发现。第二个研究范式叫复原,我把它叫吴范式,即吴文俊范式。这两个范式,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都非常红火,特别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。我们那个时候要做数学史的一个会议,一来就是一百多个人,都讨论一个题目,大家就争的一塌糊涂的,就是因为我们去复原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时候,大家各抒己见,会从不同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。大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这个热闹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时候,就有点沉寂下去了。你争来争去,那些复原也就复原的差不多了。

第二件事情是当时数学史研究遇到了一些困难。很长时间以来,我们没办法在中国开展近现代数学史的研究。最重要的原因在哪?就是近现代数学史研究很难有什么发现的。因为那些东西都是on the surface,都在表面上放着呢,你不用去发现,现代数学的论文都写得清清楚楚的,那些思想也讲的很清楚,你也不用去复原。如果我们遵从的是发现,或者是复原这种研究范式,刨去现代数学本身的难度以外,你还是觉得很困难。

很多搞数学史的人都希望在中国开展近现代数学史研究,我当时就提出,数学史还应该有第三条道路,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,为什么要研究数学。我用英文讲的话更清楚一点,就是what mathmatics,how mathmatics,and why mathmatics。按照这个次序,我们来讲这个不同的研究范式,这是我当时讲的第三条道路。这是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的这个报告。

陈:这是您第一次提出数学史研究范式这个想法吗?

曲:对,中国数学史研究范式我觉得我是第一个提出来的。我认为吴先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学史家。他对中国数学史界的影响非常大,非常大的地方就在于他在创造一种范式,这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在世界数学史上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是不存在的,只有中国有的。做报告之前,吴先生还说,你的报告我就不一定参加了,我最近怎么忙之类的,我也没敢让他来参加(笑)。但我做报告那天他还真来听我的报告了。我相信,吴先生很赞同我的想法(笑)。

 

陈:在2008年出版了《中国数理天文学》之后,您的研究重心是不是转向近现代数学史?您是如何考虑的?

曲:大概2008年这本书出来以后,我觉得数理天文学这件事情就告一段落了。我开始想另外一件事情,就是近现代数学史的研究。近现代数学史研究是我进入这个行当时候的一个想法,但是没有做成。现在年龄稍微大了以后,觉得数理天文学也告一段落了,需要选择一个有挑战性的方向来做一下。2008年以后,我开始全身心地转向做近现代数学史的研究。

近现代数学史,在中国像李文林老师,胡作玄老师,他们都做的非常好,也做了很多年。我们这个点也毕业了很多近现代数学史方面的博士。但是,我觉得还是没有成气候,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努力。起码这样讲吧,我觉得我们近现代数学史的研究还不能够完全地跟国际接轨。

2008年的时候,我发现近现代数学史研究要解决的问题,首先是数学问题,历史问题是第二步的。现代数学这么庞大,怎么解决数学问题呢?我希望能够把近现代数学史理一个线索。这个线索不是数学史家可以帮我去做的,我要在全世界挑选,看看哪些对数学文化,对数学历史有兴趣的大数学家对这个东西有兴趣。

还是机缘巧合,07年的时候,日本京都大学的一个大数学家,日本数学协会会长上野健尔先生,听他们日本的朋友说,在中国谁搞数学史比较好。他到西安来开会,突然就找到我,要跟我交往。08年的时候,他邀请我到日本京都大学。他开数学史会议,让我到那边去访问。我就去到那给他们做报告,之后我也听了他的一场报告。他在讲椭圆函数历史的一些东西,我觉得他的想法挺好玩儿的。我当时给吴先生写了一封信。我说,我准备搞一个讲座,想用你的名字命名。吴先生说好,同意(笑)。

我就开始做这个吴文俊近现代数学思想讲座,请上野先生过来。他当时来的时候,希望用两个星期时间把近现代数学史的整个线索捋清楚,但是只讲了一个星期就发现不行。然后,我就给他讲,你不要考虑时间,你随便讲,但是我需要讲的细致,你不要害怕我的学生听不懂,我说只要我能听懂,我可以让他们都能听懂,而且你不要担心时间不够,你想讲多长时间就讲多长时间,没有任何问题。

这样一来,他就开始讲这件事情,我基本上每个学期请他过来一次,到现在都连续请了六七次了吧,我们在一点点做这件事情。我想今年开始应该能够出东西了,慢慢可以有一些结果出来了。我希望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玩儿的结果出来。

最近一段时间,我大概开始能够形成一个近现代数学史研究的方法论,然后来做这件事情。确实是太难了。我还记得当初,第一次开吴文俊近现代数学思想讲座的时候,把广告做出去以后,全国各地来了好多人。但是,听了以后就越来人越少,越来越少。开始的时候,他们完全凭想象,可能这是一个简单的事情,但是听一听就会发现这太难了,所以大家就打退堂鼓了。上野先生后来有一段时间也有点打退堂鼓,我就鼓励他。在慢慢做。

陈:您当选了教育部“长江学者特聘教授”后,希望组建一些研究团队,近现代数学史研究也是未来规划之一?

曲:对。2011年长江学者第一次向科学史开放了。我现在应该算是第一个做长江学者的科学史家,这也是个比较好的事吧,起码对科学史这个冷僻行当的同仁们是一个鼓励,(笑)。

我想利用这个平台做几件事情,一个是近现代数学史这个部分,我希望能够拢一个团队出来。第二件事情,我觉得中国科学史还是非常重要的,它对整个历史学的研究是比较重要的。我自己虽然不做了,但是还是希望有人来做这件事情,不要放弃它。这是第二个方向。第三个方向呢,我对科技政策啊,科技评价啊,这些东西也比较有兴趣。就是希望用长江学者这个平台,我们将来建立三个方向的团队来做这件事情。

我觉得利用这个好事吧,这个长江学者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条件,可以用这个条件做点事情出来。

陈:在您的学术生涯中,您觉得哪段时间或时间节点是最重要的?

曲:如果从学术角度来讲,第一次出国可能比较重要一些。我是94年的时候第一次拿到李氏基金,在英国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访问,在那里呆了一年时间。我觉得那一年的时间是比较重要的。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,我觉得在国外呆一年时间,去静静思考一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,在那个环境下,很静的一个研究所。所以后来我就很爱出国了。你看我隔上一段时间觉得国内嘈杂的不得了,然后我就会出去一趟,在外面呆一段时间。当然做博士和做硕士论文的时候,是你必须专心致志去做,那是可以出一些结果,剩下很多重要的事情大概都是在出国的那几次做出来的。我在剑桥呆过将近两年的时间,在哈佛呆过一年时间,在京都呆过一年半的时间,大概都是在这些时间上做出一些比较好玩儿的事情,能够有很静的时间去思考一些事儿。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帮助。(大笑)

陈:您在剑桥都思考什么呢?

曲:开始是说到那儿去玩儿,就是休息休息。但实际上第一次还是有点点压力,因为年轻嘛,后来就没什么压力了。比较静的话,有些问题就可以去慢慢地想,比如像行星啊,日食啊,你要是没有一个很长的安静的时间,有些问题是想不清楚的。

举个例子,2009年搞近现代数学史的时候,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香港中文大学,当时是学伽罗瓦理论,那个东西好像挺麻烦的,抽象的很,搞不太懂。我在那儿呆了一个月的时间里,把他们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所有关于伽罗瓦理论的书全都借过来,我说我必须从理论上把它吃透是怎么回事情。那个时候就跟我当年做博士论文一样,一天可以读十几个小时的书。然后我就在那儿想,后来就把它想清楚了。但你在国内这个环境下,怎么可以呢,一会儿一个电话,一会儿一个会议。你把电话关掉,其实蛮幸福的事,(大笑),你稍微打断一下,思路就跟不上了。

当然也不是成天思考,没事就到山上去转。在日本的时候,有时候烦的很,就在网上下下围棋,实在没事干了,就骑个自行车跑到京都那条河的三岔角,我就坐那儿看河,愣愣地看一个小时,看小孩在那儿玩,再回去。然后,有些事就想通了。(大笑)我觉得这个挺好的。

陈:您给我们讲了很多,这里面出现一个词儿,您经常会提到“好玩”这两个字,就我的理解,可能跟创新,挑战有关联的,请您能给解释一下?

曲:对,我喜欢用好玩这个词儿。我觉得好玩是这样的。因为你真正能够做出一些创造性的东西的时候,你会体会到乐趣,好玩儿。什么事情是好玩呢?是因为它有乐趣。如果说你做这件事情很痛苦,读书很痛苦,那你一定不会觉得好玩;你上课觉得很痛苦,也不会觉得好玩。因为你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,你体会到乐趣了,你就觉得蛮好玩儿的,对吧。

我记得我在哪本书的序言或后记上说过这个话,你说辛苦肯定是有的,但是辛苦和痛苦是两个概念。我觉得要太痛苦,就不要做这个事了。我现在还在回想,我在做硕士的时候,第一年第二年还是觉得蛮痛苦的,因为找不着路,如果说第三年,在上元积年这方面没有突破,那个硕士论文当然还是要混出来的,但我肯定会转行的。我一定不会在这个地方呆下去。

但是,它就给我了一条路,让我走下来了。我一直觉得很快乐。我要觉得痛苦,我就不会再往下走。因为你要痛苦的话,你就不会有动力。短暂痛苦可以,但是不能说很长时间是痛苦的。我不相信一个大的科学家,他整天很痛苦。我觉得他一定有乐趣在里头。所以,这个乐趣和好玩是在一块儿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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